(一)案件描述

2013年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网站公布了2013年第1季度抽检结果，大米及米制品抽检的18批次中只有10批次合格，合格率为55.56%，不合格的8批次原因都是镉含量超标。经溯源查实，其中6个批次来自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和衡阳市衡东县，值得注意的是，株洲与衡阳均是湘江流域的工业重镇。从5月19日开始，攸县召集农业、环保等多个政府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展开调查。而实际上早在2013年2月，就有媒体报道湖南有上万吨镉超标大米于2009年流入广东。

广州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抽检结果显示，44.44%的大米存在镉含量超标，就问题大米的披露过程来看，监管部门也像挤牙膏一般，最初只是公布了抽检结果，数天后才公布问题企业的名单。这种信息披露方式，让消费者手里的饭碗端得愈加沉重。

（二)危害与影响

长期食用“镉米”威胁居民身体健康，同时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也造成威胁。在饮食习惯上，专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应该尽可能分散化，降低风险。从长远来讲，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应该从完善立法、加强研究、发展相关产业、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等方面进行治理。

“镉米”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大米产地土壤遭受镉等重金属污染。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南方省份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工业“三废”。以湖南为例，作为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色金属采选开发已有数百年历史，重金属污染历史包袱也同样沉重。在衡阳常宁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属企业密集地区，许多耕地早已不适合继续耕种。来自农业的污染也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周边没有涉重金属的工业企业，但生产出来的农作物仍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原因就在于农业投入品被滥用。

目前全球每年进人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千克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人的比例高达55%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更加快了重金属进人土壤的步伐。

在湖南这样传统农区，农民曾有大量施用有机肥的习惯，每年还会有意施用石灰等碱性物质来中和农田土壤。但近年来，出于对产量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农民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土壤酸性急速飙升。湖南省权威部门统计显示，由于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与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比较，目前湖南是目前全国土壤酸化面积大的一个省，全省耕地中有三分之二存在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湖南省耕地土壤pH由6.5下降到6.0,30年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土壤酸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性使其更容易被作物吸收，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镉(Cd)的毒性很大，可在人体内积蓄，主要积蓄在肾脏，引起泌尿系统的功能变化。镉也能够取代骨中钙，使骨骼严重软化，并可干扰人体和生物体内锌的酶系统，易受害的人群是矿业工作者、免疫力低下人群。

食物中镉含量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案例并不少见。日本在20世纪发生的“痛痛病”公害事件就是因为河流被含镉污水污染后，河水、稻米、鱼虾中富集大量的镉，然后又通

过食物链，使这些镉进入人体积累下来，主要累积在肝、肾、胰腺、甲状腺和骨骼中，使肾脏器官等发生病变，并影响人的正常活动；造成贫血、高血压、神经痛、骨质松软、肾

炎和分泌失调等病症，病态十分凄惨。

(三)应急处置

面对“镉米”，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预警体系，对污染程度和范围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建立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土壤污染责任和环境权利。

鉴于当前重金属污染的“多源”性，除了从国家层面上加大对工业污染的防治和对遭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逐步修复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和防范控制农业投入品滥用造成的重金属污染风险，多措并举才能切断重金属流向土壤和农产品中，堵住重金属超标农产品流向百姓餐桌。

湖南已开始加强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建设。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也是迄今为止全国第1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该方案明确了株洲清水塘等7大重点区域为工作重点，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规划期限从2011年到2020年。力争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

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经验搬运工